东方财富股票港美出金开户银行周月秋:从经济生态角度看中国银行业信用评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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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周月秋 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长 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6年第4期 市场化改革的实践告诉我们东方财富股票港美出金开户银行,经济固然存在下行的压力,但经济、金融生态的优化已经初现曙光。中国金融体系和银行业不可能出现某些外媒所说的大规模危机。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3月2...

  文/周月秋 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长

  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6年第4期

  市场化改革的实践告诉我们,经济固然存在下行的压力,但经济、金融生态的优化已经初现曙光。中国金融体系和银行业不可能出现某些外媒所说的大规模危机。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3月2日先后将中国的主权信东方财富股票港美出金开户银行用和25家主要金融机构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为负面,又在3月4日下调了38家国东方财富股票港美出金开户银行有企业的评级展望。此后,3月31日和4月1日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宣布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以及部分金融机构的评级展望至负面。

  如果将视野稍微拉长,我们就会发现,穆迪、标普此次的评级调整只是近期国际机构看空中国经济和金融业的一个缩影。早在今年2月,美国海曼资本管理公司的Kyle Bass就撰写文章,对中国银行业可能面临的系统性风险表示担忧。他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有出现危机的可能,在汇率大幅贬值的情况下,以银行业为代表的中国金融行业甚至会发生比美国次贷危机更加严重的金融危机。

  在穆迪的声明中,对中国政府在经济下行期财政压力的担心是此次评级调整的主要原因。认为由于政府在经济调整过程中的财政支出会不断增加,对实体经济和金融机构的支持能力会有所减弱。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在这一调整过程中,信贷的持续增长和不断提东方财富股票港美出金开户银行升的杠杆率使其银行业资产质量的脆弱性有所增加。我们认为,要对未来中国经济和中国银行业发展做出合理地判断,简单按照西方评级机构既往的逻辑是不够的,从经济运行、经济生态的角度理性看待目前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所面临的问题,客观分析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前景及所面临的风险,可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而这样的结论,必须建立在正确理解中国经济金融格局的基础上。

  生态,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变量的变化必然引起另一种、或另一些变量变化的关系。自然生态中,某一生物物种的变化,通常会带来另外的生物物种的变化。经济生态也是这样,只不过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构建在价格理论基础上,即一般是通过价格机制影响各个经济变量的变化,进而引发资源配置的一系列过程。但实际上,依据这样的理论,并不能解释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这是因为,除价格外,其他变量也会产生类似的效应。所以,经济生态模式并不是唯一的、研究中国的经济生态,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关键变量及其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受篇幅所限,笔者围绕外界关注的几个主要因素进行初步的分析。

  中国经济金融生态

  正在发生良性变化

  从经济生态的角度看,可以把穆迪对我国主要商业银行评级展望的调整理解为外界从一个侧面对我国短期宏观经济运行中遇到了一定困难的解读,但不能理解为我国宏观经济长期趋势真实状况的描述。因为这些解读,都是基于以下常见于报端的判断: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和消化前期刺激政策的“三期叠加”阶段。随着人口老龄化带来“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我国在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正逐渐萎缩;全球经济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中国经济不可能再单纯依靠外需和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恶化给产业转型和升级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以钢铁、煤炭和电力等为代表的高污染、高排放传统行业布局的调整以及过剩产能的消化吸收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一般逻辑上看,以上几个方面确实可以构成近期我国经济实际增速放缓和政府债务上升的大背景,只不过穆迪按照一般经济学原理在本次评级中作出的调整,与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和逻辑并不相符。

  所以我们认为,站在经济生态的角度看,以上述现象作为解释中国经济的困难,并进一步构成唱衰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理由是非常不恰当的。恰恰相反,我们并非主观上坚定地认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判断并没有改变,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生态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不看到这些,仅仅盯住某一两个局部问题,实在是目光短浅的表现。至少,只看中国经济目前的“减速换挡”,忽视“减速不减质”的特点,就是不够严谨的。本质上,以下这些因素,才是在判断中国经济进程和发展趋势中非常重要的。

  首先,从共性的国际经验来看,宏观经济的各项指标都表明,目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速一定程度地降低,是工业化后期的普遍规律。更何况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在25%以上,这显然说明,中国经济增速一定程度地下降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依然是主要的。与此同时,我们更应注意到,中国部分指标与工业化后期特征不一致对于判断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有着更大的影响,比如,我国城镇化进程显然还没有进入工业化发展后期,基本只是处于中期水平。截至2015年底,我国城镇化率还只有56.1%,与一些经济体工业化后期普遍60%-70%的城镇化率相比,发展空间还很大,按照“十三五”规划,我国到2020年城镇化率目标也只是60%。不难想象,在城镇化过程中,医疗、教育、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缺口依然十分巨大,城镇化建设作为促进新兴产业发展需求的基础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更不能小觑。所以,一定程度的经济降速换取城镇化过程中的发展恰恰是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趋势特征。这种趋势意味着,只看增速,不看城镇化对中国的特殊意义,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为这会忽视城镇化对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将极大地减缓经济增速下降本身的影响。

  其次,产业结构调整固然会带来一定的失业和银行不良资产的上升,但单方面看待这一问题是不够的,因为失业和不良的上升作为保证释放新产能和产业内技术升级改造的前提条件,在任何一个经济体转型时都会遇到。相对而言,那些前些年形成的高污染、高能耗行业既不符合经济新时期中国经济所谋求的比较优势,部分企业又构成了对资源的无效占用,进而影响资金流向并使得货币政策执行效果打上一定折扣。既然要淘汰落后产能,就必然存在失业和不良上升的阶段性问题,但阶段性的时间长度取决于新产业和新产能形成周期,如果不是把时间长度因素作为唯一关注点,那么,自然就会更加关注经济转型作为经济长期良性增长的真正源泉,而转移速度或者说新产业形成的时间长度,则成为判断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基础。非常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前两个月企业盈利状况有所改善的情况表明,这种转移已经在发生积极的作用,更何况前两年中国就业状况一直保持在比较合理的状态。

  至于银行业不良资产问题,如果我们稍微回忆一下,看看上轮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大银行不良资产和盈利状况的变化,就会发现,发达经济体银行业在危机时盈利下滑、甚至部分银行亏损,并没有改变银行业总体发展趋势,更没有改变危机后的复苏格局。相对而言,中国银行业目前还只是盈利增长速度降低,不仅没有整体进入亏损阶段,即使存在阶段性亏损的可能,也不足以真正成为看空中国银行业的理由,结构转移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生态变化,未来是否可以增加银行业的盈利才是最重要的。不仅宏观经济结构如此,还要看到中国银行业主动调整业务经营结构,早在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前就已经开始布局,向更加多元化、综合化的经营格局转型,走轻资本、轻资产业务转型之路已经开始收到效果,单方面看不良本身早已不能衡量中国银行业的发展。

  再次,在经济下行期和调整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手段稳定经济增长,包括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对“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落实更多地用到财政政策,但凭此判断长期经济风险加剧并不能成立。从已经实施的效果来看,政府通过扩大财政赤字保障了经济的平稳运行,其作用是毫无疑问的。与此同时,尽管近期财政赤字率有所上升,但中国政府财政结构布局依然十分合理,反映出财政赤字的加大是一种主动的宏观政策选择,特别是减轻企业经营负担的选择。与欧债危机中希腊、西班牙等国发生的财政赤字率飙升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形。2016年及其以后各年度的财政政策,都是基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政策导向,从另一个角度可以大体反映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生态关系,也就是中国充分吸取了上轮金融危机中4万亿需求刺激政策的教训,主动放弃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把大水漫灌式的货币政策转向适度、灵活、机动的货币政策,而财政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刚好形成两大宏观政策之间的互补。

  最后,近年来,我国在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中央银行和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却并未因方式的转变而有所减弱,从而保证了系统性金融风险依然处于较低水平,这是理解中国宏观经济生态中更值得关注的地方。截至2015年底,人民银行依然持有约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约占到全球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基数足以应对任何短期资本流动对汇率波动产生的不利影响。利率和汇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其市场化进程一方面反映出市场在资金配置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中国政府首屈一指的雄厚外汇储备为宏观经济的调控提供着强大的保障,因此而具有的储备和调控能力在全球并不存在第二个国家,这不仅使得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资源配置机制的效应会下降,恰恰相反,纯粹由价格引导资金配置可能存在的内在缺陷,因为充足外汇储备的支撑而可以得到修复。

  从中国融资市场格局来看,生态关系的变化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地方。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期间接融资依然是资金配置的主要渠道,但国务院已经明确,到2020年,中国直接融资在资金配置中的占比要达到25%以上。这意味着银行业在整个经济生态中所处的角色和地位正在和即将发生悄然变化,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和资金配置比例的上升,与间接融资市场位置的相对下降,刚好成为资金总体格局变迁的逻辑路径,但这种变迁是渐进式的,是中国融资市场稳定发展的基础。

  总结而言,以上这些分析,都表明中国经济金融生态正在发生着良性的变化。

  经济金融生态的优化

  将促进银行业可持续发展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一些结论。一方面,经济新常态下,银行业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得日趋紧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基础,推动小微企业的健康发展,表面看这会是未来中国银行业转型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点,实际上则为银行业的转型发展打开了空间。比如,监管部门在这些领域实施定向支持的政策,支持小微企业贷款和“三农”贷款,为引导商业银行资金更多向这些领域配置明确了政策导向,这种导向,为构建新型生态经济、金融体系奠定了良好基础。

  另一方面,随着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和银行准入限制的不断放松,银行同业之间的竞争呈现出不断加剧的态势。存贷款利率浮动限制的取消以及外资的进入,使得银行必然改变依靠存贷息差获得利润的基本模式,科技和通讯的蓬勃发展既给银行业的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更为银行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技术实现路径。在“互联网+”时代,银行间产品的竞争由原来存贷款业务为主体形式,拓展到消费、理财、风险管理、顾问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新技术的应用,在构建功能完善产品链条并为客户带来更优质的用户体验、乃至形成竞争优势上已然显示出明显的效果。竞争的加剧不仅不会令强者消亡,反而会增强整个市场的活力。

  所以,我们认为,中国金融体系和银行业不可能出现某些外媒所说的大规模危机。市场化改革的实践告诉我们,经济固然存在下行的压力,但经济、金融生态的优化已经初现曙光:2015年第四季度末中国银行业在各项指标方面保持着上升态势。商业银行(不含外国银行分行)加权平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较上季末提高0.25个百分点,加权平均一级资本充足率较上季末提高0.32个百分点,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较上季末提高0.30个百分点。而不良贷款率和拨备覆盖率均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与此同时,随着近年来我国银行业“走出去”步伐的逐渐加快,中国银行业在产品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在某些全球关注的领域,中国的银行业已经在发挥引领作用。比如近期工商银行在绿色金融环境压力测试方面所做的工作在国际上引起了较大反响,表明中国银行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正逐渐形成比较优势。

  最后还要说明,在中国金融业逐步走向开放,深度参与全球金融竞争和全球治理过程中,加快我国信用评级企业和信用评级制度的建设已经变得非常重要。因为信用评级的关键是促进市场信息东方财富股票港美出金开户银行透明、减少市场波动,无论什么样的公司,如果不能公正、客观地应用评级数据进行不带偏见的评价,那么,国际评级公司对于中国银行业的评级,将不过是延续他们在亚洲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中的糟糕表现。从另一角度来看,加强中国本土信用评级机构建设,不吝是中国金融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公平合理国际金融环境建设的重要抓手之一。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6年第4期。(作者周月秋系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长)